top of page

永續研究兩大關鍵詞:「跨領域研究」(TDR) 與「知識到行動」(K2A)

Updated: Apr 30, 2021

文:趙家緯、劉哲聿


在20世紀,隨著科技和經濟的發展,諸多環境與社會議題也逐漸惡化。然而上個世紀就已經開始處理的問題,為什麼到如今西元2020年還在讓人擔憂呢?人們究竟採取了什麼行動?


  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流失、貧富差距、掠奪性的經濟生產模式等可能影響人類存續的永續議題,大多都是「棘手的問題」(wicked problems) (Rittel & Webber, 1973)。由於社會、經濟、環境、以及政治間錯綜複雜的關係,而這些複雜的關係又會隨著時間不斷變遷,這類問題不會有客觀的「最佳解」,也不會有一勞永逸的解方。因此,若要發展系統性、動態性的有效解方,一方面需要具有科學基礎且因地制宜的政策,另一方面需要因應前述複雜關係和動態的彈性永續治理模式。

  本文綜整國際永續科學領域對於跨領域研究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 TDR) 以及知識到行動 (Knowledge to Action, K2A) 的最新討論,作為發展屬於臺灣永續科學的跨領域研究方法,以及知識到行動的創新模式之參考基礎。


跨領域研究因應重大永續挑戰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於2017年提出〈應用於研究與教育領域的永續科學準則〉 (Guidelines on sustainability science in research and education),指出「永續科學為促成新的知識、技術、創新和全面認識的研究與教育,使各社會可更佳因應全球和地方的永續性挑戰」 (UNESCO, 2017, p.1)。準則中更提出了「跨領域永續科學」(transdisciplinary Sustainability Science) 一詞。此準則強調跨領域科學乃採用綜合性整體架構,其研究對象橫跨並超出了原本的學科範疇,因此跨領域研究除需立基於原先領域研究和科際整合 (interdisciplinary) 研究,同時還需促成專業科學工作者與學術界之外的利害關係人建立協作關係,方能集結各方對問題的認識和具體知識。跨領域研究有下列三大步驟:


1. Co-design 在跨領域研究中,學界和非學界的合作夥伴在研究設計的初始階段便開展協作,界定議題範疇與研究任務,此階段重要元素之一為建立利害關係人之間的信任關係。因此跨領域研究在初始計畫規劃與範疇界定階段,耗費的時間與投入的研究資源將會較傳統學科研究多。需以共享利益 (shared interest) 為基礎,集體擬定研究任務提案,以確保可滿足利害關係人的實際需求,同時確保利害關係人可充分參與,並共同參與跟研究計畫相關的重要決策。


2. Co-production 學界和非學界的合作夥伴將各種不同形式的知識匯集在一起,檢視它們的相關性,由此形成新的認識,確定並檢驗各種假設,提出推論並加以驗證,開展協作,目的是為確定具有可及性的情境選項以及可解決問題的方案選項。因此合作夥伴之間需進行密集的討論與對話,且需意識到此過程為「解決問題導向」(solutions-oriented) 並激發轉型。故需要採用由下而上的程序,在充足的時間與彈性調整的空間醞釀出解決方案。


3. Co-implementation 學術界和非學術界的合作夥伴開展協作,共同落實研究成果。


  面對嶄新的跨領域永續科學研究,此準則亦強調需發展新的研究成果評量方式,例如建立多重利害關係人評量小組、結合既有與新的評量指標(包括執行程序與不同形式的出版品成效),並需分析實踐時可能發生的利益權衡 (trade-off),與其對利害關係人的影響。

  

  跨領域研究對於因應永續議題的重要性日益獲得重視,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於2020年出版〈以跨領域研究因應社會重大挑戰〉(Addressing societal challenges using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 之政策報告。此報告檢視了過去10年來包括氣候調適、公共衛生、能源、防災、水資源管理等28個跨領域研究案例,歸納出TDR的五大附加價值:


  1. 解決傳統科學無法解決的複雜問題,特別是需要應用傳統研究者難以企及的脈絡化知識的議題。如在環境問題中,政策執行者所採用的政策行動與誘因對受眾行為的影響,常為意外或不可預測的。

  2. 可提供一種實務方法來因應有衝突性、代價甚高但知識仍屬不確定之社會問題。

  3. 可為傳統研究添加新的維度和觀點,允許將實踐知識和經驗知識,社會規範和道德規範整合到學術研究中,並可結合抽象概念與案例特定知識。於分階段梳理各方優先順序認知和視角之間的衝突時,亦可促使新問題意識湧現​,且通過辯論而解決的過程,可刺激思想的發展和豐富化。

  4. 可以提供超越純粹科學見解的社會效益,為有爭議的問題提供對話和解決衝突的場域,回應利害關係人之間或整個社會的期望和憂慮。且針對正在進行轉型的社會過程,TDR亦可作為轉型的觀測表,衡量其進展程度,並進一步思考具社會對話功能的溝通媒材。

  5. TDR通常會產生重大的持久效益。TDR可以釐清在什麼條件下、或通過什麼程序,可提升利害關係人或公眾對於(政策)干預手段的接受度,並發展相關社會知識,成為個人和機構能力建構 (capacity building) 的有力工具。


  為促進科研社群加速TDR的推動,此報告亦進一步綜整TDR的六大元素,包括:


  1. 科際整合的廣度與多樣性 (breadth/diversity of interdisciplinarity)-學門分殊越大,整合挑戰越高。

  2. 學科間整合的深度 (depth of disciplinary integration)-越複雜的問題,越需要更深度的整合,掌握領域之間的互動、回饋與衝擊。

  3. 非學界利害關係人的互動程度及品質 (degree/quality of interaction with non-academic participants)-TDR需立基夥伴關係,夥伴具有共同參與規劃與決策的權力,而非僅是單向之權力關係。

  4. 非學界利害關係人的組成 (composition of non-academic partnerships)-非學界利害關係人主要有企業、公民團體、公部門、社區等,有時媒體亦扮演重要角色,即使其多未受科學訓練,但可提供學術知識以外的洞見。

  5. 參與時機的掌握 (timing of participatory engagement)-TDR著重於參與,但其參與機制的規劃不可僅以研究進程與計畫資助週期為依據,亦須重視非學界利害關係人可能會有週期變化,如政治、財政與商業循環週期都可能會影響參與程序的執行。

  6. 知識的類型 (types of knowledge)-牽涉著不同尺度、功能、來源的知識整合,對於不同類型知識的重視程度將會形塑TDR計畫的特性。


  OECD在此份報告指出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通過,是促進各方日益重視TDR重要性的關鍵政策驅動力。而若盤點當前全球推動永續性的挑戰,TDR的過程讓學界可直接參與政策的形成,讓公部門可深入瞭解議題的內涵,同時也讓民眾對於切身議題產生認同與使命感,以理性知識為背景採取行動,並讓各方能確實應對議題的變化。這當中牽涉多種不同價值觀及知識基礎起點,要在溝通過程中建立起足夠的信任關係絕對會有許多挑戰(圖1) (Irwin et al., 2018)。

圖1 跨領域協作的挑戰 (Bridging barriers to advance global sustainability. Irwin, E. G., Culligan, P. J., Fischer-Kowalski, M., Law K. L., Murtugudde, R. & Pfirman S. (2018). Nature Sustainability, 1, p.325. https://doi.org/10.1038/s41893-018-0085-1)


知識到行動


  跨領域研究最重要目標乃為產製出可行的解決方案,並藉由co-implementation,得以解決棘手的永續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將知識轉為行動 (Knowledge to Action, K2A) 成為面對永續議題的關鍵環節。

  過去的解決辦法中,知識與行動常是單向的關係,研究人員產出知識之後,由決策人員將知識「運用」於政策,學者與決策者的關係為壁壘分明的兩種群體。這樣的線性關係,同時也包含了知識可以控制議題的想法。在面對單純的議題時雖然相當有效,但面對永續議題的複雜度和隨時產生的變異,會需要快速回饋和修正的機制,這在線性的關係中卻難以達成。

  以實踐為主軸的K2A,面對複雜議題時強調知識與行動的相輔相成,知識應從行動中累積,而累積的知識又會回饋於後續行動的修正。另一方面,由於永續議題中許多解決方案乃仰賴於公共政策,因此在永續科學研究中對K2A的討論,需進一步思考如何建構有效的「科研-政策介面」(science-policy interface)。

  歐盟聯合研究中心 (Joint Research Centre, European Commission) 於2020年甫出版的《科研輔助政策手冊》(Science for Policy Handbook),指出「科研界」與「政策實務者」在時間框架、議題關注度、決策時間軸、對待不確定性的態度上,有截然差異 (Šucha & Sienkiewicz, 2020)。「科研-政策介面」重要的三大挑戰為對於線性政策循環的誤解、資訊過載、媒體地景與網絡,因此手冊中提出要建立「科研輔助政策2.0」的模式,以促使政策決策過程中均可藉由co-creation的原則產生具體影響,以克服原本「科研輔助政策1.0:赤字模型」之不足。

  而要建立此新模式,則需要可以促成雙方對話的邊界組織 (boundary organizations),這邊界組織則應具有「知識之海中的探尋燈塔」、「打破學門間與政策間的界限」、「打破學界與非學界的界限」、「具有前瞻性與創意思考的文化」等四種特性,方可促成「科研輔助政策2.0」。


永續轉型需探索跨領域研究方法


  綜合上述國際永續科學研究領域的最新發展,顯見若要以科研實證加速落實永續願景,則應強化跨領域研究,並建立嶄新的「科研-政策介面」,以期可將知識轉為行動。

  然而每個國家所遭逢的永續性議題,均因其社會脈絡、政經結構以及技術官僚體系特性而有所不同。臺灣永續棧也正以本土議題為重心,發展屬於臺灣永續科學的跨領域研究方法,並創造可整合不同學術領域與利害關係人的對話平台,藉由知識到行動的創新模式,開創以知識為基礎、理性對話的空間與機會,因應臺灣重大永續挑戰。




文獻來源:

  1. Irwin, E. G., Culligan, P. J., Fischer-Kowalski, M., Law K. L., Murtugudde, R. & Pfirman S. (2018). Bridging barriers to advance global sustainability. Nature Sustainainability, 1, 324–326. https://doi.org/10.1038/s41893-018-0085-1

  2. OECD (2020). Addressing societal challenges using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 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Policy Papers, 88 (2020). OECD Publishing. https://doi.org/10.1787/0ca0ca45-en

  3. Rittel, H. W. J., Webber, M. M. (1973). Dilemmas in a general theory of planning. Policy Sciences, 4, 155–169. https://doi.org/10.1007/BF01405730

  4. Šucha, V. & Sienkiewicz, M. (2020). Science for Policy Handbook. Elsevier. ISBN: 978-0-12-822596-7. https://doi.org/10.1016/C2018-0-03963-8

  5. UNESCO (2017). Guidelines on sustainability science i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Document code: 2017/SC/SHS/1).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60600

859 views0 comments

Comments


Commenting has been turned off.
bottom of page